在現代社會生活的快節奏與高度透明化的背景下，我們逐漸陷入“陌生化”的困境，對身邊的人與事逐漸變得無感，變得越來越孤獨與疏離。

生活如陌生人般透明，心理卻不透氣，我們該如何擺脫對人與事無感的困境，重新找回自己的“安生”？

人類學家項飆繼“附近的消失”之后，再度聚焦現代人的精神處境，啟迪“我們該如何生活”的思考。

《你好，陌生人》以三聯人文城市發起和策劃的系列對話為緣起，以“你好，陌生人”為話題切入點，通過項飆與多位跨領域學者的深度對話，探討了現代人如何在日益陌生化的社會中重新發現他人，重建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連接。

書中首次完整闡釋“陌生人及陌生化”的多層次內涵，透視 “我是陌生人”的精神困境。

在陌生化的洪流中看見他人，看見自己，在看見的過程中察覺意義。

以下內容摘自項飆為《你好，陌生人》一書所作的引言，以饗讀者。

文 | 項飆

1、誰是陌生人？

我們在今天討論陌生人，不僅是我們需要處理冷漠和自由、疏離和解放之間的關系，也是因為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在經歷一個更具體的趨勢，即陌生人社會的進一步“陌生化”。

“陌生化”指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幾個趨勢。首先，陌生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普遍而平常，陌生人和非陌生人之間的界限在淡化，“內外有別”不再那么重要，人們對陌生人的戒備和恐懼、好奇和關懷都變得稀薄，而“無感”是對陌生人的最大感受。

其次，讓一些年輕人緊張的，不是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而是怎么和熟人來往。人們刻意把關系維持在陌生或者準陌生的狀態。

而且，親密關系也越來越容易陌生化。親密的人突然成了不認識的人，少數年輕人甚至希望通過“斷親”來保護自己。如果說，在經典的現代狀態下人們意識到陌生人是跟自己有關的，在今天，人們感到認識的人和自己無關。

到最后，“陌生化”也意味著自己成了陌生人。自己不能夠認得自己究竟是誰，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當自己做出一個決定，甚至當自己愛上一個人、或者被一個人愛上的時候，自己不斷地懷疑：我的決定、我的愛是真心的嗎？

“愛無能”是陌生化的一個后果。“周末恐懼癥”——周末看著時鐘一秒一秒地走，巴不得快點到周一別人給自己布置任務才覺得踏實——是另一個自我陌生化的例子。自己不能夠跟自己單獨在一起。

在一個到處都是陌生人的社會，人們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興奮；而在一個“陌生化”的境地，彌散的是孤獨和迷茫，是存在意義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處。人們擔心的不是一個陌生人突然來騙自己，而是怕自己會變成跟某一個陌生人一樣，會突然爆發做出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組織這場“你好，陌生人”的對話，不僅僅是要探求如何接納陌生人、理解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我是陌生人”的問題。

我們的對話嘉賓從社會科學研究、繪畫、電影、社區發展、犯罪分析、人和動物的關系等角度，一起思考陌生化背后的社會變遷，討論可行的對應方法。

在討論中我們凸顯日常生活的視角，希望探索“安生式”的思考方式，即立足于生活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在陌生化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和行動點的思想探索。

2、不能安生的陌生人，如何安生式地思考？

“你好，陌生人”，我們說這句話，并不意味著我們認為自己是本地人，是已經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人。

但是，要細致地分析“我是陌生人”這樣的主體性位置，反思陌生化的狀態，又不能夠以一種陌生人、局外人的方式來思考。我們需要的可能是一種“安生式”的思考。

我在這里用的“安生”這個詞，是試圖對海德格爾的“棲息”和潘光旦的“中和位育”概念做一個結合。

棲息，是覺得自己在此刻的存在是安全、可感知和豐富的。棲息是給自己在大地上蓋一間房，呵護這個家，自己和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緊密關聯的。同時，自己的存在具有開放性，人在不斷變化，生活會不斷呈現新的意味。

棲息是每一刻的一種存在狀態，而“位育”是一種倫理意義上的存在狀態，指人在豐富的社會關系里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諧相處（此謂“中和”）。在社會關系里和諧地定位之后，人就可以不斷地生長、勃發，各得其所，安所遂生。

借用潘光旦的話，我們可以說海德格爾的棲息是“人本主義”的（關注人和自然、人和自己的關系），位育是“人文主義”的（強調社會關系和社會倫理）。“安生”希望把這二者結合起來。

安生式的思考是基于這樣的意識：改變現狀，不能靠某個行動、某個抉擇，而必須對生活形成新的理解，從新的理解出發長出新的行為、新的關系、新的生活意味。

這種新的理解必須是基于具體現實的，直面各種糾結（為什么我總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為什么我會下意識地和別人比較？為什么我難以接受這樣或那樣的評論？），而不是要對生活做總體的好壞判斷（為什么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樣子？為什么一切都是不正義、不平等的？）。

安生式的思考是要把自己的經驗“有意識化”。阿琳·戈爾德巴德（Arlene Goldbard）繼承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思想，區分了“有意識化”（conscientization，也可以翻譯成自覺化）和我們常說的“提高意識”（consciousnessraising）。

“提高意識”是傳播已經存在但人們還不知道的知識。“有意識化”是行動者對社會現實進行反思，找出經驗中的矛盾，意識化是他們實踐的內在部分。保羅·弗萊雷的教育思想是，要讓受壓迫的群體通過自我經驗的敘述，而不是通過對額外理論的學習，逐步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處境。

安生式的思考是開放的，需要不斷地在不同的經驗和想法間來回往復，不斷糾正自己。這種思考的目的不在得出結論，甚至沒有明確的方向，但是它的每一步，都力圖給經驗更豐富的意義，要讓自己的想法更加接地氣。

這樣的思考過程像在水里徜徉或者在林間漫步，引起情緒上和身體上的感應，就好像好的藝術和哲學作品，它讓思考長到經驗里，讓經驗長到思考中，讓我們長到我們的環境當中。思考和經驗像藤蔓互相纏繞，切實地抱住我們的身體。

但是，安生式的思考不是個人一味地向環境尋求和諧。安生式的思考要把保守和進取結合起來。保守是指對現實條件形成清晰的認識，在充滿不測的世界里給自己一個立足點。

進取是指以此為基礎，對現有狀況從不同角度做出新的理解，對現有條件做充分的具有創造性的利用，讓自己不斷學到新東西，甚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果沒有這樣進取的一面，那就不是思考了。

“非思考”甚至“拒絕思考”的歲月靜好和“小確幸”，不能夠幫助我們處理今天的生活問題。

在當今的生活狀況下，尤其對于處于“陌生人”狀態的年輕人來說，安生式的思考方式是需要額外的努力去發展的。我們從現代教育里獲得的思考習慣，是非安生式的，它要把思考的內容對象化（物化），進行有距離的、抽象演繹式的思考，從而是高度“透明”的。

如阿倫特所說，純粹的思考往往是對真實的逃避，最后導致偏執的可以明確解釋一切的意識形態。要發展安生的思考方式，第一步可能是把思考處理為一個實踐過程，即意識到，思考是和觀察、記憶、身體感知、表達、對話不可分割的。

3、在“場景”里，認得陌生人

“你好，陌生人”這組對話，就是這樣一個思考實踐，它探索作為實踐的安生式的思考可以是什么樣的。

我們邀請的五位對話嘉賓，都是“認得陌生人”的專家——他們的工作是了解和表達陌生人的生活與心理狀態。

比如，藝術家劉小東，他以高度寫實的風格讓觀眾看到那些無所不在但是又面目模糊的陌生人（比如民工、小鎮青年）究竟長什么樣。

人類學者何襪皮研究了中國社會里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保安，同時通過微信公眾號系統分析當下的犯罪案例。

紀錄片導演李一凡，讓我們認識了“殺馬特”——以具有“炸街”效果的奇異發型來表達自己的陌生感的低收入年輕人。

城市設計專家劉悅來一直在組織陌生人參與城市社區花園建設。

最后一位，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的園長沈志軍，要把動物園變成以動物為中心的動物園，把作為陌生者的動物放在中心。

同時，作為藝術家、研究者、社會行動者，他們的工作不僅僅把陌生的現象變得熟悉，他們更是要提出陌生的視角，把熟悉的現象重新變得陌生，引起新的反思。

如讀者將會看到的那樣，我們對話過程中浮現出來的思考線索是非常多樣的。在這里，我提一點我從對話中學習到的發展安生式思考的心得，那就是“場景”很重要。

不管是在了解熟人、認識陌生人，還是認識自己的時候，我們都是先意識到具體的場景，再通過場景來理解場景中的人，否則，對一個單純的、孤立的人，包括自己，是很難把握的。這也是存在主義，特別是薩特，強調場景（situation）的原因。

對場景的重視，首先意味著把人看作他的歷史經歷的濃縮。劉小東說，他畫人的時候，對眼睛和臉部——我們通常認為是最重要的部分——往往輕輕帶過。他更在意的是身體：軀體的結構，肌肉是松弛還是緊張，手臂怎么擺放，兩條腿怎么站……在小東看來，眼神和表情是有意識的，可以假裝，也很容易受當時偶發因素的影響。而身體是最誠實的，因為它離意識更遠，更直接地體現這個人社會背景和生命經歷的濃縮。

當劉小東去到軍營寫生的時候，要選擇寫生對象，他就等士兵開會的時候站在會場后面，看士兵的坐姿和軀體來決定哪幾個人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畫的是從背后認得的（由經歷積淀出來的）“人”，而不是從前面看到的（有意識地自我呈現出來的）“像”。在不知道這些人的具體經歷，甚至沒有機會和他們說話的情況下，可以精確地捕捉和傳達出這些經歷積淀出來的樣子，這是藝術家超常才能的體現，也和他平常對人生、對各種場景的高度敏感分不開。

其次，場景也意味我們要充分注意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的位置。

比如，何襪皮對于保安的理解，來自她對保安在社會中、在小區中的位置的深刻觀察。保安要杜絕很多外來人員，比如拾荒的人、外賣員等進入小區。

但在業主眼里，保安與他們是同類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同一社會階層，保安無非臨時穿上了一身制服而已。保安在工作中，也經常要向業主行使權力。比如遇到業主沒有交停車月費時，保安不得不禁止業主停車，但是業主覺得保安沒有資格攔他，因此常常發生沖突。所以跟業主打交道是很多保安最討厭的事。在具體場景中保安和業主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使保安處于人際關系矛盾的風眼。

紀錄片導演李一凡在拍攝殺馬特的過程當中經歷了一個令人尋味的轉折。他最初看到殺馬特驚世駭俗的發型，以為這是一群反文化的年輕人，以自黑的方式顯示自己的主體性。后來殺馬特告訴他“自黑不是殺馬特”。

殺馬特自己覺得非常邊緣化，他們要的是最基本的認得。他們覺得好孩子會被欺負，把自己搞成一個壞孩子的形象就不會被欺負。頭發立起來，別人可以看到他們，不會欺負他們。而“自黑”往往是祈求主流認可但沒有成功的反應。那些“黑”殺馬特的，即在網絡上謾罵殺馬特、在街上圍堵殺馬特、摁住他們燒頭發的，往往是自稱“屌絲”的人。“自黑”者，似乎可以很輕易地轉身去“黑”比自己更弱的群體。“黑”和“自黑”，都是對場景的反應。

再次，場景重要，是因為認得陌生人、安生式的思考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它需要在“生活流”里重復發生，需要一個觀察和思考的場景。

比如劉悅來的城市花園有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種花塑造出了一種場景。種花讓人注意細節，帶來小小的愉悅和驚喜，給彼此不熟悉的人帶來自然的交流話題。這個場景，不僅僅是花園這個物理空間，更是靠行動建構出來的。

當你播了種、澆了水，你期盼看到自己的投入帶來的結果，也會注意到別人的努力，看到整個周邊。在這樣的投入之后，原來只是覺得下雨很煩躁，現在看見下雨你會為天下的植物欣喜，雨的意味也不一樣了。

當然，種花種草建設社區花園，并不是為了去了解陌生人；但是通過把陌生人帶到一起，社區花園制造了一個各種新關系可以生長、人可以形成新的生活感知的場景。

場景是目的，不是手段。場景都是日常生活的構成單位。制造出這樣那樣的場景，我們也就在重塑生活。

我希望“你好，陌生人”這組對話也提供一個思考的場景。多樣而交叉的視角，特別是有來有往的對話，構成一個空間，就像一個房間一樣，你可以走進去，仰頭側面，抬手舉足，會看到、觸摸到不同的想法。

在這里，你覺得可以待上一會兒，可以沉浸地思考。當你走出這個房間的時候，腦子不一定有了“一、二、三”的決議，但是世界可能看起來有了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把這一組對話以書的形式展示出來，也是希望把這個思考的場景變得更具縱深。文字不如音像那樣給人直接的震撼，但是會讓人們有更強的滯留感，讓人停頓。文字的凝重會激起更深層次的感覺，同時讀者有更大的自由以自己的速度去回應。

文字的相對清晰和穩定，意味著讀者可以更從容地去回視、去質問。但是滯留不是羈絆，不是分叉。滯留要產生棲息感和安定感，使思考可以“抓住”經驗，有在真實世界里“生根”的感覺。

所以它需要相對明確的核心和線索，以在重要的問題上達到足夠的濃度。讀者可以在音像里看到跳躍的火花，我希望他們在文字里看到可以潛身其中的流水。

思考的場景離不開共同思考。一個孤立的個體在面對整個世界時，是很難找到場景的感覺，進行安生式的思考的。

我們的對話從開始策劃、執行、播放、和聽眾的互動到文字整理和修改，完全是一個團隊工作，而且是勞動密集型的團隊工作。雖然看起來我起了一個貫穿前后的作用，但這只是在前臺看到的效果。如果沒有多人在場景縱深處的投入和合作，這個前臺的效果就不可能存在。

除了五位嘉賓和賈冬婷、段志鵬，我還要感謝葉子、袁瀟雪、趙翠、羅丹妮以及三聯的其他同事。最后，“你好，陌生人”的對話也是我和我在德國馬普所的同事共同焦慮（common concerns）、共同研究（co-research）的嘗試的一部分。

我希望，像這樣由學界、媒體、藝術和社會行動者合作，扎根于生活、面向大眾的嘗試，可以幫助你我安生位育，也對國際的社會思想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