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凡/文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7月14日正式發布，這份綱領性文件在完善人權司法保障機制部分，明確將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作為改革目標之一。更早在2024年7月，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就首次提出了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愿景。

今年6月27日，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正式以法律形式確立了違法記錄封存制度。該法新增的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這也意味著，在治安領域，違法記錄已經開始啟動整體性封存。

在法理上，行政（違法）和刑事（輕微犯罪）的聯系非常緊密，《治安管理處罰法》在行政法領域也被稱為“小刑法”，兩法直接表征國家懲戒范圍的邊界。在實踐中，兩法在很多情形中規定了相似的構成要件，在制度設計上相互銜接，互為對方的補充和替代手段。因此，《治安管理處罰法》違法記錄封存的先行先試，正是對輕微犯罪記錄封存的制度探索，我們完全可期待在未來實現違法和輕罪治理的“同頻調整”。

應該明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絕不是為對犯罪行為的輕縱。我國違法犯罪的附隨效果相當嚴苛，涉案人員不論罪責輕重都會遭受行業禁入、資格受限、利益減損的懲罰；其犯罪附隨效果更是會累及親屬家人，導致當事人及親屬全家終身受困，父母輕微犯罪導致子女無法就業的情形比比皆是。2022年，我國判處罪犯約143萬人，其中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緩刑的輕罪案件人數占比約為83.7%，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緩刑的輕微犯罪案件人數占比超過了61.2%。如果不建立針對行政處罰記錄的封存制度，勢必將有相當多的人因為輕微犯罪記錄無法回歸社會，這既有違法律平等保護的原則，也會帶來更大的社會治理成本。

同時，我國刑法規定的入罪門檻并不高，很多罪名的社會危害性和可譴責性都不強，行為人在受到刑事制裁之后再遭受社會的貶損評價，不符合“過罰相當”的基本法治原則。從刑事政策角度來看，輕微犯罪人仍享有公民資格，不應被全社會拒之門外。記錄封存制度正是寬嚴相濟、治病救人的基本刑事政策的體現。封存制度的實施不僅能促使輕微犯罪人真正改過自新，為社會發展做出應有貢獻，也是對罪責自負基本原則的堅持，防止其家屬被無端牽連。

治安違法、輕微犯罪因范圍很廣而與公民日常生活深度綁定，受到了公眾極大的關注。對輕微犯罪人標簽化的“特殊預防”，客觀上導致了社會大眾對這一群體產生的系統性歧視。只要一個人被判有罪，無論其罪行輕重，這一標簽都將伴隨其一生，整個社會都視其為劣跡者，無限制地放大其行為的道德可譴責性和社會危害性，并在就業、入學等多個層面進行區別對待。因此，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對防止“一刀切”的犯罪附隨后果濫用意義重大，通過區分罪行輕重，可逐步改變公眾對犯罪者的刻板印象，降低社會對立情緒，推動公眾更理性地看待輕微犯罪問題，從而積極推動社會心態的轉變，形成和諧、包容、友善的社會風氣。通過保護公民尊嚴、促進社會和諧的方式推動法治國家建設不斷向縱深推進，才能實現社會治理和公民權益保障的良性互動。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