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涌杭

在與父親的斗爭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最終取得像巴爾加斯·略薩這樣的結果。如果卡夫卡在世，他也許會在略薩的作品中看到那種令他熟悉又恐懼的威權，緊接著對敘述者或主人公諷刺、鄙夷又伶俐的娓娓而談大為惶惑。那種悠然、凜然的叛逆究竟從何而來呢？對后者來說，權威的恐怖已經化作無形的罪責、揮之不去的羞恥和語言失靈的焦慮，滲透在他的文學主題中，也讓卡夫卡在現實中的心理結構和人格發展上付出了巨大代價。和這位捷克作家相比，略薩和父親的關系更疏遠，更簡單，也更安全。而除此之外，這兩位在時間和空間上毫無交集的作者好像就也沒什么可比較的了，與卡夫卡終其一生的不安和弱小相比，略薩的寫作和公共生活始終流露著正直的姿態——如果不是“過于”正直的話——這既是一個作家人格與靈魂的自然形狀，也是后天教育的成果，也許需要一點點的環境因素和一點點的運氣。

走向叛逆的溫室花朵

“父親缺席”的童年偶爾也會令人羨慕。不到一歲時，巴爾加斯·略薩就被母親帶到了玻利維亞科恰班巴的一座莊園里，在經濟與情感關愛的雙重保障下，他在這里的童年時代堪比田園牧歌。外祖父之所以購下那座莊園，與其說是種植棉花，不如說就是為了讓略薩的母親能夠安靜地生活，避開被男人拋棄在老家阿雷基帕所引起的流言蜚語。在自傳《水中魚》中，略薩對自己童年時光的描述幾乎是無暇的，仿佛一份陽光明媚、可以無限追憶的記憶寶庫，眾多舅舅的關愛似乎也彌補了那份男性長輩的陪伴。貝利薩里奧·略薩是家族里發表出版物最多的成員，也是最年長和受到尊敬的長輩，他經常贊許還不認字的馬里奧在家中的涂寫行為。這些鼓勵加上母親對略薩人生最初創作的詩歌和改寫童話故事的認可構成了略薩在寫作上最初得到的積極回應。1945年，略薩的外祖父受到委任前往秘魯北部城市皮烏拉擔任行政長官，略薩一家也隨之陸續離開玻利維亞，返回秘魯。對馬里奧而言，遷居無疑向他開啟了全新的世界。這次搬家的地點和時機對略薩一生的影響也許怎么說都不為過，他曾表示過在皮烏拉生活的頭一年是“決定性”的：“我相信沒有任何一段時間像在皮烏拉的那幾個月里那樣地深刻影響了我，不論之前還是以后。理由是什么？這個問題總是引起我的好奇。我曾嘗試去理解它很多次。”就在和新朋友玩耍的時候，馬里奧常在皮烏拉市郊看見一所人們稱為“綠房子”的建筑，他有可能是小伙伴里最后一個知道這座房子究竟是什么的男孩。生活在科恰班巴世外桃源里的略薩被保護得太好了，長輩的呵護和鼓勵讓他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和同齡男孩相比，略薩顯得格外單純，對兩性關系的認知也非常幼稚。然而沒過幾年，他就成了他們之中幾乎最“社會”的孩子。《新聞報道報》資深記者、黑白通吃的貝塞利塔帶著這位溫室花朵般的男孩、來自阿雷基帕顯赫家庭的公子哥出入各大妓院，讓彼時十五歲的略薩大開眼界，不僅趕上了與同齡人相比性啟蒙上的缺失，與此同時誕生了一個幾乎全新的身份——放蕩十足的皮烏拉小記者。不過在這之前，他還要經受威權父親的獨裁和軍校噩夢般的捶打。

1945年末，不知情的小馬里奧在皮烏拉一家酒店大堂里第一次見到了他的父親，發現眼前的男人和腦海里那個準神話人物的英雄飛行員大相徑庭。從那時起，父子二人肉眼可見的不相容就在一刻不停地惡化著。十年后，十九歲的略薩和比自己大十二歲的姨媽胡里婭相戀，不顧全家人的反對私奔到利馬南部的小鎮正式注冊結婚。狂怒的父親將一封威脅信寄到了略薩的報社，聲稱如果胡里婭不在48小時內離開秘魯，就要用手槍當眾擊斃自己的兒子。馬里奧先是變賣手上的打字機和衣物將胡里婭送出國避風頭，然后在讀書之余找了七份工作養家糊口，租好房子以后又將妻子接了回來。盡管捉襟見肘，但在這場戲劇性十足的反叛中，作為叛逆者的馬里奧穩住了陣腳，他罕見地、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勝利者。

如果為馬里奧青年時代近乎氣定神閑般的反叛勇氣找個理由的話，略薩家族在他兒時提供的情感支持所收獲的安全感或許是決定性因素。舅舅魯文對他和胡里婭的愛情表現出的也是理解的態度。9歲那年，成長在溫室中的略薩被連根拔起，先是和父母在利馬的工人階級社區馬格達萊納住了一年，又遷到舒適優雅的中產社區米拉芙洛萊斯。略薩將自己家稱為世界上最不正常的家庭，在克萊齊奧·拉薩耶念高中的前兩年里，他不得不忍受父親高壓的控制和嚴厲的懲罰。當父親發現略薩寫詩，立即決定將他送到一所軍校好制止他的“娘娘腔”傾向。略薩的生活到目前為止似乎呈現出善惡分明的特點——與暴戾專制的父親感情基礎薄弱卻離得很近，文明的舅舅們使他親切卻離得很遠。也是在這段時間里，略薩開始在虛構的世界里尋找庇護和獨立，他與文學的關系開始超過一般意義上的消遣，變得具有反叛和戰斗性。文學成為了略薩抵抗獨裁專制的伙伴，大仲馬是他的最愛，而這種詩學觀念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逐漸發展成一種深刻的共謀關系，將貫穿略薩的整個寫作生涯。

從文學觀念到文學實踐

在萊昂西奧·布拉多士官學校，略薩在苦難之余最大的收獲就是有機會一覽秘魯社會各個階層的面貌。軍校成了秘魯復雜社會的完美截面，得以讓年輕的略薩全景式地體驗秘魯社會的全貌，關于現實的暴力和腐敗，生活其中的馬里奧此前聞所未聞。與此同時，軍官時期的略薩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維克托·雨果的作品以在殘酷的現實外獲得慰藉。《悲慘世界》也是略薩早期接觸到的全景式文學。這樣一來，少年略薩的社會經驗和閱讀積累齊頭并進，全景式的社會經驗對應著閱讀全景式的作品，一里一外使略薩形成了其最初的全景小說觀念。我們在他寫作生涯最初的幾部長篇小說中看到了這種觀念的實踐。不過在動筆之前，這位未來的小說家還需要幾塊拼圖將自己武裝起來——薩特堅定了略薩相信文學應當對社會現實有所介入的信條，為他指明方向，而福克納的現代主義則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技術支持。《城市與狗》是略薩對福克納式全景小說的最初嘗試。這部小說通過來自多個時空、不同的敘述視角組成多層結構，每個章節分別囊括四到五個敘述片段，既有來自多個角色的第一人稱視角，也有全知性敘述者的聲音。正如略薩此后的所有作品，懸念和情節的編織構成了讀者的核心體驗，小說呈現出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大小謎團，引誘讀者主動拼湊出故事的全貌。而作為典型現代主義文本，故事的全貌也往往會隨著小說的結尾收束至一個相對完整、穩定和封閉的狀態。事實上，類似的結構技巧在當時已經不再是一種創新，但對于拉美文學仍然是一次勢在必行、姍姍來遲的現代化進程。除了福克納，略薩在《包法利夫人》里也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工具，并在《綠房子》中加以發展——將發生在不同時空的對話擠進當下，彼此嵌入，構建“伸縮型”對話——繼而在接下來的《酒吧長談》中將其推到極致。講究實際、目標明確和大開大合的風度此時已透露在這位秘魯作家的舉手投足間。

略薩的文學是一種遠觀的文學。如果從他的作品中任取一個段落脫離上下文進行精讀，盡管并非會一無所獲，但也許會錯過更大的圖景。隨著巨大的敘事拼圖在讀者頭腦中慢慢成型，結構上的繁復所帶來的美感在記憶的作用下逐漸浮出水面，這是時間在略薩小說里的流逝方式。文學評論家吉恩·弗朗哥曾將《酒吧長談》和加繆的《墮落》加以比較，并且得出結論：《酒吧長談》里所發生的并非圣地亞哥和安布羅西奧長達四小時的真實對話，而是分別呈現為碎片的、過去同其他人對話的記憶。她認為略薩同薩特和加繆一樣，對引起讀者注意力的關注超過了塑造具體的角色，盡管三人都強調個人在社會的作用，但他們筆下的人物卻往往缺乏個性。在《城市與狗》里初次嘗試的“伸縮型”對話在《綠房子》中加以升級（三段對話并置），而在《酒吧長談》中，同一章節內同時展開的對話數量最多達到了十八段……這讓閱讀略薩注定無法成為一種消遣。從小到大盡管經歷逆境，卻從未遭遇過敗北的馬里奧透露著一種十分健康的自信，總是仰首挺胸毫無保留地邁向自己的目標，這在略薩的寫作活動中體現為一種福樓拜式的文學觀念——堅信一磚一瓦的雕琢最終會構建一個封閉自足的語言自治體。與此同時，1967年略薩在接受羅幕霍·加列戈斯獎時所發表的演講《文學是一團火》則是這股“穩當勁兒”在政治世界的第一次亮相。

知行合一 從左到右

如果《百年孤獨》的出版現象表示了文學水準和大眾接受彼此兼容的可能，那么略薩的演講則象征了這一代文學精英的政治宣言。在短短幾個月內發生的事件使1967年毫無疑問成為了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高峰。31歲的略薩結束了波哥大的行程后，在馬爾克斯的陪同下于9月返回秘魯，在利馬國立工程大學的人頭攢動中展開對談。略薩一身正氣地重申了自己在演講中提及的“介入”立場，即作家應該積極參與現實，并推動社會的激進變革，馬爾克斯沒有表示反對。略薩在這一時期很多政論文章和言論在后來被自己否定，他承認當時的寫作很大程度上是對薩特的復述和模仿。當時的馬里奧正心甘情愿、順風順水地委身于薩特和秘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的影響下，和對面的馬爾克斯相比顯得格外單純、格外真誠。

略薩和馬爾克斯后來在意識形態上的左右分歧并非智識層面上的判斷差異，而是為人處事的底層邏輯和眼界上的差別。借錢寫作、破釜沉舟的馬爾克斯一夜之間發現自己成了蒸蒸日上的拉美“爆炸”頂流，這位已貧窮半生的加勒比海作家感興趣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測試手中的權力。與之相比，略薩更在意的則是一個作家能為社會公正做些什么，能否找到正確的道路然后大步流星地實現目標。理想主義、格局開闊又腳踏實地讓略薩從那時起就給世人留下了正派的印象。家族的社會階層給他提供了高舉高打的條件，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略薩那樣，年紀輕輕就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更多的人是在摸索、碰壁和覬覦中接受了自己。進入1970年代，馬爾克斯與卡斯特羅走近，像一名靈活的騎手一樣穿梭在各大政要之間，品味起秘密與權力流經自己之手的快感；而略薩則像是一位大巴司機，在慢慢看清古巴領導人的文化管制主義本質后毅然轉向，頭也不回地沿著相反方向駛去。其實早在1971年詩人帕迪利亞被捕事件之前，1968年的蘇聯和東歐之旅讓略薩見識到了蘇維埃統治下真實的生活水平后，他對蘇聯模式的熱情便大幅衰減了。

略薩對新自由主義的傾心可以從他70年代對哈耶克、伯林和卡爾·波普爾的熱心閱讀中找到根源。在歐洲居住了二十年后，略薩在1974年回到秘魯，強調了對個人權利、自由市場和政府不應過多干涉經濟的立場——盡管這就是皮諾切特政府在智利強制推行的經濟政策。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位秘魯作家對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極右翼的加速支持更讓更多的人感到意外。也許對平等和自由的捍衛從來不是略薩政治考量中的不可妥協的價值，而是相信會隨著現代化的全面實現順手達成的成果。從《文學是一團火》開始，對略薩而言，“現代化”——而非平等——似乎就是最大的正義。2023年5月，略薩在墨西哥城市瓜達拉哈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學獎上致辭時懷著歡迎的態度稱贊了當時秘魯政治動蕩造成的結果——迪娜·博魯阿爾特被任命為總統。而她隨后下令警方鎮壓圣馬科斯大學的原住民和左翼崛起造成了50多人死亡。在同一演講中，略薩還譴責了左派的“取消文化”。稍早間，當Metoo運動達到高潮時，略薩直白地表示：“如今，女性主義是文學最大的敵人。”

1990年，拒絕攻擊競選對手、試圖將書本中的正義套用在祖國秘魯的巴爾加斯·略薩輸給了阿爾貝托·藤森，現實世界的政治讓他厭惡又疲憊。2002年，略薩創立了國際自由基金會，意在支持美洲保守主義政治家和商人。2021年略薩令人驚訝地支持阿爾貝托的女兒藤森慶子（FujimoriKeiko），而在此之前他曾稱她為“法西斯”代表。一年以后的巴西大選，略薩公開支持巴西版特朗普、威權主義候選人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Bol－sonaro）。此外，在2021年還曾支持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JoséAntonioKast），一位反墮胎、反同性婚姻的智利總統候選人——他曾表示如果皮諾切特在世，一定會投票給自己。

略薩晚期的小說《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以雙線并進的結構講述了高更外祖母和高更的故事，單數章敘述外祖母如何作為一名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尋找理想的人類社會，雙數章則講述高更本人如何試圖創造一個藝術的天堂。這部小說無疑折射了略薩的文學活動和政治活動中的烏托邦意識。當卡斯特在2021年敗選時，失望的略薩表示：“選舉中重要的不是自主，而是要選得對。”忠于自己的略薩似乎始終都相信一個答案的存在，并且對正義滿懷信心，既沒有科塔薩爾般盲目的天真樂觀，也不對自己年輕時的理想過分懷念、繼而罔顧事實。秘魯作家用了一生的時間一絲不茍地從左到右檢查了一遍，試圖為秘魯、為拉丁美洲找到一條徹底脫離野蠻和暴力的道路，但沒有人十全十美，云層之上的略薩對現實中不平等的認知也許不是具體的，這或許正是這位諾獎得主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