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倫/文 5月12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在其官網發布了《關于金融支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見》。 

該《意見》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從完善創新創業金融服務、加強社會民生領域金融服務、發展特色金融服務、推進粵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開展跨境金融創新與交流、完善金融監管機制等方面提出30條重點舉措，推動廣州南沙在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地”建設中更好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在“完善金融監管機制”部分，《意見》第27條內容為：加強金融法治保障。深化金融監管與司法協同，完善協調聯動機制。搭建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涉港澳金融糾紛解決平臺，構建國際化、多元化跨境金融糾紛解決機制。加強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保護，推動促進金融糾紛的源頭治理和實質化解，加強和規范行業調解和行政復議工作，助推金融監管部門有效開展糾紛化解工作，不斷優化金融糾紛訴訟、仲裁、調解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銜接協作的工作機制，構建一體化協同解決平臺。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持續助力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 

筆者認為，從最近數年來珠三角發生的非規范金融事件的暴露程度來看，這條內容殊為重要，尤其是這一句——搭建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涉港澳金融糾紛解決平臺，構建國際化、多元化跨境金融糾紛解決機制。 

筆者就此呼吁，應加快搭建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涉港澳金融糾紛解決平臺。原因略陳如下： 

第一，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市場經濟發達，民間財富較為充盈，民間資金的“逐利”動能也較為充沛，客觀上為各種非規范金融事件的發生提供了“富氧環境”，相關非規范金融事件近年來呈現多發趨勢。比如，比較典型的就有：鼎益豐事件——涉嫌集資詐騙，金額巨大；金鑰匙集團爆雷事件——實控人出逃境外；泛華保險兌付風波——涉及資金近90億元；廣州芳村金融茶崩盤事件——把茶葉玩成了期貨交易……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體制結構獨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這種獨特的體制結構為大灣區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制度資源和發展空間，有利于充分發揮港澳地區的外向型優勢和內地城市的資源優勢，但也使得非規范金融事件往往呈現出跨境、跨監管的復雜化特點。以上述鼎益豐事件為例，多家香港上市公司牽涉其中，操盤者游走于香港和內地之間，受害者則遍布珠三角多地，這種情況對多部門、多系統的跨境監管協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上述泛華保險兌付風波亦牽涉美股上市公司……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發達，金融工具豐富、資金流動頻繁、民間金融活躍、金融節點眾多，在銀行、保險、證券、投資等各個領域都容易存在一些灰色地帶，辨識成本高，監管難度大。另外，在灣區內部，金融制度、貨幣體系、監管要求及會計稅收等方面的規則和標準的差異性，也為一些不規范金融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使得不法人員對鉆制度空子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導致非規范金融事件時有發生，甚至屢禁不止，糾紛不斷。比如，境外保險公司違規向內地居民銷售“地下保單”、境外互聯網券商在內地違規展業等等。 

總之，就筆者有限的觀察，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非規范金融事件的嚴重程度已不容忽視，粵港澳大灣區涉外涉港澳金融糾紛解決平臺應盡快搭建，以助推國際化、多元化跨境金融糾紛解決機制的高效設立，進一步完善大灣區金融監管機制。

（作者系資深金融評論人，著有《做自己的基金經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