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桂英

幾年前從媒體文化副刊辭職之后，我到一個江南小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小城的生活安逸而寧靜，我由此獲得了一個額外的空間來凝神細看已經成為記憶的日子，發現自己需要面對的是一個陌生而沉重的課題，重新檢視自己此前深深認同的理想與價值。回憶自己主持策劃過的種種文化議題，讓我深感不安的，是我對人性完美與社會進步的種種想象。我把這種想象帶入我對很多人與事的把握與理解之中，唯愿自己所有的努力配得上想要成就的良善之事。然而，我的想象與愿望都承受不住來自生活與時代的真實地撞擊。我對完美與良善的執念有多深，真實撞擊帶來的痛苦就有多深。記得暮春微涼的清晨里，江南的樹有鮮亮的葉子安靜的花，我會在樹下站立很久，沉入一個人的沉默里，與來自四面八方不可名狀的痛苦感做著浩浩蕩蕩地搏斗。痛苦落下來再又散去，那些時刻仿如一場夢，夢中的人與事，帶來真實的痛苦，卻沒有真實感。

心理學家會把“無法把握自以為確認的經驗”稱為自我解離，往往與巨大的壓力或者創傷感相關。壓力的來源因人而異，對創傷性事件的體驗方式也因人而異。我在自己心里反復為自己分析，試圖構建一個完整的敘事，把內在自己真正承受的一切都容納其中。然而有那么一些丑陋糟糕的人與事，我無法允許它們進入關于我的敘事里。那是一種來自自我深處曲調單純的絕對。在阿倫特對雅斯貝斯的贊辭里，這樣的絕對是一種誓言，只要我活著，有些事情就絕對不可能發生，我以我全部的人性去保障，如果發生了，我愿意自我不存在，愿意死去。這樣的誓言，是在理性被踐踏的時代，堅持理性；愛被輕蔑的時代，依然柔軟地愛著；權力無比傲慢的時代，依然虔敬生活。但是，很多次，當我合上哲學家對自己敬佩之人的贊辭，我發現，我們更多地生活在那個絕對被越過去的時刻：有些事情發生了，自我被砸傷甚至因重負而彎曲，我如何依然當我自己，不把“不存在”作為唯一成熟的方案。

我很難不去想到江緒林，一位懷著“把學術作為志業”的神圣感的學者，在某個神秘的絕望時刻，選擇了把不存在作為應對痛苦的方案，選擇了把死亡作為生活的庇護所。劉擎在悼詞中提到，自己曾建議江緒林去接受心理咨詢，然而在江緒林的嚴肅辨析中，“心理咨詢是現代性的發明，是將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完全化約為技術性的心理問題，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他以絕對的真誠，選擇直面人性永無解答的復雜奧秘，卻把濃重的黑暗引向了自己。可以想象，與絕望迎面相撞的時候，人類思想史上最明亮的理想，遠如星辰，無可慰藉。或者，我還有一種想象，想象他接受了心理咨詢，那個讓人并不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的現代技術，為他爭取了更多與自己周旋的時間，足夠他再看幾個春天的花。

為了更好地了解心理咨詢這個現代技術，2024年，我給美國幾所知名的大學寫了申請書，我告訴他們我想學習心理咨詢，我想知道，如果無從判斷歷史的去向，在充滿不確定與沖突的短暫人生中，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去持有活著的珍貴？很快我就收到了各種回復。在跟不同的項目負責人來回視頻交流之后，我發現波士頓大學的咨詢項目負責的教授們，對中國知識人的處境有更多理解，我被這種理解吸引著選擇了加入他們。在那幾段隔著時差視頻會議的日子里，我的項目導師發給我一段話，來自西蒙娜·薇伊：承認苦難的現實，意味對自己說“……沒有什么是我不能失去的。在任何時刻，我所是的一切都可能被廢棄，并被任何最污穢、最卑劣的事物所取代。”在靈魂的最深處意識到這一點，就是經歷“無”的狀態。這是一種極端而徹底的屈辱狀態，而這種狀態恰恰是通向真理的必要條件。他大概覺得我處在某種哲學的辨析里，以此向我表達，他理解那種“以不存在的體驗來安慰存在本身”的做法。

于是，我開始了在波士頓學習心理咨詢這個現代技術的旅程。在我看來，心理咨詢是人類在最近百年新發明的一種處理內在危機的模式，這種模式本身就帶有困境的特質。把咨詢師作為工具，去幫助處理另一個人存在所遭遇的種種痛苦與危機。而其中最具有挑戰性的部分是，咨詢師被期待擁有人性中最好的那些品質：利他、慈悲、愛，需要建設一個溫柔抱持的環境，不帶判斷地去理解人性中可能最糟糕的部分：厭世、貪婪、虛偽，并且在咨詢關系里接納這些部分。使用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Niebuhr，1892-1971）悖論式的話語來描述心理咨詢：人性中高貴的那一面，使得心理咨詢成為可能；人性中幽暗的那一面，使心理咨詢成為必須。但本質上，心理咨詢是兩個人類成員人性的相遇。心理咨詢所遇到的倫理困境，必然深切地與人性相關。

這意味著即便我們有了基本的政治權利與社會經濟權，我們仍然會不由自主地走進種種“牢籠”，在殘缺的人性和不夠堅強的道德理性面前，如何堅持選擇良善，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要面對的問題。人類歷史上最優秀的寫作基本都會包含兩個維度的探索，一是描刻人性中最好的部分，在最黑暗的時代，讓人有信心去期盼光明；另一個維度是逼近人性中最糟糕的部分，讓人在日光之下猶置深淵。通常情況下，我們更容易認同好的那部分人性，相信人性中的善，同時把自己視為一個“有修養的好人”。當我們義憤填膺的時候，我們相信自己是正義的；當我們指責他人敗壞的時候，我們相信自己是良善的；當我們嘲笑愚昧時，我們相信自己是明智的。即便在非理性的辱罵中，人們也會以道德的名義施加話語暴力。人性的惡，喚起人內心的恐懼與不安，更多原因在于我們害怕被傷害。“對善的認同”與“對惡的不安”，構成樸素的道德觀，在很多時候適用且撫慰人心。但是心理咨詢內在的要求解構這種道德觀的內在結構，不加判斷地去接受人性的真實，并且引入另一個緯度的視角：認同人性的幽暗，并時時對其保持警惕。亦即：壞人有多壞，并不意味著我們有多好，而是，壞人有多壞，意味著我們也可能有多壞。永遠不存在一套關于愛與光明的有效信仰，重要的是一種主動的建構：在此刻，我跟你的關系里，我與你同在，我們一起面對存在的所有美好與迷失。

我的一位教授是耶魯大學的神學博士，通過又重新學習成為了心理咨詢師，在我們的咨詢倫理課上，他說，成為咨詢師。首先是有一個愛的絕對命令的，你必須像欣賞人類全部的文明一樣來欣賞你的來訪者，像贊美生命本身的恩典一樣來愛你的來訪者。我說，人性中有太多令人不安的部分，我做不到。他說，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是當你去做的時候，你發現自己站在愛與善的那一邊，你就會更加相信自己，也更愛自己。從某種程度上說，咨詢師并沒有能力提供支持，但是當人想要為他們提供支持的時候，在那種良善意愿里，他們會發現，自己首先得到了支持。所以心理咨詢，本身就是愛與信的練習。

這幾年，我總感覺，太多我們視為珍貴的事物，在實際世界中迅速流失。即便充分使用我們的理性，交付我們全部的感知與經驗，總有些事情，無可挽回地失落，找不到任何答案，孤獨感也更加凌厲。詩人佩索阿說，我們存在的剎那，前后皆是暗夜。我的女兒在她兩歲的時候，特別害怕死去，她有一天問我，這個世界上，死去的人，是不是比活著的人多。我驚訝于她奇怪的算法。是的，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很難不生出迷茫與惶然來。在我們活著的年歲里，大概要無數次往返于對生命中迷茫與愛，惶然與敬畏之間，無數次穿越痛苦幽暗，然后真正走向信望，步入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