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30 11:43
“我希望我的繪畫具有人文關懷的精神，我希望我的繪畫具有民族的氣質，我希望我的繪畫具有當代文化的深度，我希望我的繪畫具有人類審美的教養?！?024年冬日，在上海中華藝術宮“直面形象——忻東旺繪畫教學研究展”入口處，這句宣言被放大在展墻上，與展廳內那些帶著泥土氣息的農民肖像默默對話。十年前，這位從壩上草原走出來的藝術家因淋巴癌去世，享年51歲。他留下的話卻如燈：“我感受到民族的病痛，但我絕不傳達絕望?！?/p>
在河北張家口康保縣忻家坊村，凜冽的壩上寒風塑造了忻東旺最初的生存體驗。1963年，他出生在這個“地主”成分的家庭，童年記憶交織著貧困的陰影：父親用面團沾去年畫上的塵土重復張貼，少年忻東旺只能在課本空白處、院墻上涂抹他對美的渴望。對農活的抗拒和對繪畫的沉迷讓他成為村民眼中的“另類”——喇叭褲、長發、鐵路大檐帽的裝扮下，藏著一顆不甘沉淪的心：“藝術是往上舉人的，把人從渾渾噩噩的污泥般的生活中舉起來?！?/p>
他的藝術之路始于最卑微的生存掙扎。1980年代旱災肆虐壩上，母親離世后，揣著父親塞來的二三十塊錢，他一路賣掉了心愛的墨鏡才抵達山西煤礦打工。在石豹溝煤礦當搬運工時，他因在食堂墻上的壁畫才能被發現，命運齒輪開始轉動。從民間畫匠畫炕圍子（六元一圈）、玻璃畫（一元五角一幅）糊口，到考入晉中師專美術系，再到任教于清華美院——這位曾經的“邊緣人”，最終以《早點》斬獲第十屆全國美展金獎，完成了從荒野到學術殿堂的逆襲。
1995年，油畫《誠城》成為忻東旺藝術生涯的轉折點。當評委許江從落選堆里重新拾起這幅畫作時，中國油畫史上一幅關于農民工的史詩被喚醒了。畫面中，大同火車站廣場上聚集的農民背著破舊行囊，臉上交織著迷茫與堅韌。忻東旺捕捉到了這個特殊群體的“特殊情趣”：“他們為什么集體出走？”這不是簡單的社會批判，而是一個出走者對同胞命運的凝視——他在他們身上認出了自己的影子。
忻東旺拒絕將藝術淪為苦難的傳聲筒。在《早點》（2004）中，晨光微熹的街邊攤前，農民工捧著熱氣騰騰的碗，嘴角的饅頭渣、凍紅的指關節、油膩的棉外套，每一處筆觸都在訴說生存的艱辛，但熱氣蒸騰中卻升騰著溫暖的煙火氣。他擅長在人物細節中發掘人性的閃光：《賣桃人》狡黠的眼神、《戴哈薩克花帽的維吾爾族老人》褶皺里的滄桑、《裝修》中工人沾滿涂料的雙手——這些形象不是符號化的“底層”，而是帶著體溫的“人”。正如他所堅持：“藝術不是來直接報道生活的...每當我們瀏覽新聞媒體的時候，總是能看到這樣那樣的苦難，但是藝術不是來直接報道生活的?！?/p>
在他的速寫本里，記錄著對模特的觀察：“那個瓦工老李，褲腿沾著水泥，但掏煙時手指翹得像蘭花；賣菜大嫂的圍裙磨破了邊，可她把零錢疊得整整齊齊...”
忻東旺的藝術語言是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在山西考察期間，他反復臨摹永樂宮三清殿元代壁畫，在晉祠圣母殿對宋代侍女彩塑寫生。從這些傳統藝術中，他提煉出“隨類賦彩”的用色理念和“以線塑形”的造型法則。2005年站在平遙雙林寺的天王像前，他思考著如何將雕塑的“神性”轉化為油畫的“筆觸”：“線描并非油畫表達最合適的藝術手法...油畫語言獨有的特點在于筆觸表現——所謂‘筆即意境’?！?/p>
這種探索形成了獨特的視覺語法：
形體處理上吸收漢代陶俑的渾樸造型，人物比例適度夸張，身軀如黃土高原般厚重；筆觸技法上借鑒民間刮膩子的抹墻手法，顏料在畫布上堆砌出粗糲的肌理；在線條運用上以中國白描的復勾法強化輪廓，在《金婚》草圖中可見線條從淡墨初勾到濃墨定型的演變。
他筆下的白菜堪稱這種美學的結晶。2012年拍出51.75萬元的《白菜》中，發黃的爛葉與緊裹的菜心形成對比。沒有古典靜物的完美無瑕，只有生命本真的樸素尊嚴——“就像自己的一生，有波折、落寞和痛苦”。當超寫實大師冷軍贊嘆此作為“天下第一白菜”時，背后是對一個藝術家將民族氣質注入油畫語言的致敬。
在清華美院的畫室里，忻東旺常請進農民工、拾荒者做模特。他對學生說：“不了解農民生活，中國青年就無法正確感受這個時代的文化。或許繁華的都市早已是你生活的全部，但構成中國當代文化格局的，決不能缺失占有多數人口的農民的生存情感。”這段話揭示了他的教育觀——藝術教育不僅是技法傳授，更是情感啟蒙。
他推崇“意象造型”教學法，將中國傳統“以形寫神”論融入油畫訓練。展廳中陳列的教學手稿顯示，他常在學生習作旁標注：“肩胛骨的轉折要像山巖的棱線”、“老農的笑紋里要藏著日光曝曬的痕跡”。這種教導方式源于他獨特的“身教”哲學——當他在畫架前揮筆時，圍觀的學子看見的不僅是顏料疊加的技巧，更是一個藝術家對生命全神貫注的虔誠。
在寫給青年人的信中，他如此剖白：
“如果恰好你因喜歡藝術而畫畫，那無疑是最幸運的了。
只要你善于鉆研和思考，我相信因你愛藝術而會延長生命的意義?！?/p>
當淋巴癌將忻東旺困于病榻時，朋友送來一束郁金香。他催促妻子取來畫具。在《生命的托舉》中，萎垂的花朵被茂盛的葉片承托著，仿佛家人圍護著病中的他。這幅遺作里沒有死亡的陰郁，只有“生的希冀和愛的美好”。此時的白菜、石榴、椰子等靜物系列，早已超越物象本身，成為生命本質的隱喻——那些斑駁的葉脈與開裂的果皮中，躍動著不屈的靈魂。
這種精神貫穿其創作始終。即便在描繪下崗工人、留守老人時，他也拒絕販賣悲情。1991年的《晌》中，小男孩與羊羔在麥草香氣中酣睡，夏日的陽光鍍金了整個畫面。這種溫暖不是對苦難的回避，而是在沉重現實中打撈希望的微光。恰如他所述：“再艱苦的地方，肯定也有它的樂趣在，那么樂趣如何產生，就是人的情趣——情感的趣味性?！?/p>
“藝術的使命注定不能在安逸中藏身”。當忻東旺畫下煤礦工人黝黑的指甲、早點攤主凍裂的手指、病房里將謝的郁金香時，他從未回避民族的創痛。但那些厚重筆觸下搏動著的，始終是溫暖的生命力——就像壩上草原的“小老樹”，在風沙中扭曲生長卻從未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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