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碧/文 據《甘肅日報》5月12日報道，甘肅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近日通過了《甘肅省推進農村高額彩禮問題綜合治理工作方案》（下稱《方案》），給全省提出了兩個目標：一是力爭到2025年底，農村地區彩禮倡導性標準得到全面執行，農民群眾婚嫁負擔明顯減輕；二是到2026年底，農村風氣明顯好轉，婚事新辦等文明風尚更加濃厚。5月7日，甘肅省剛剛召開了全省農村高額彩禮問題綜合治理工作專題會議。 

《方案》中的倡導性標準，是指甘肅要求2025年6月前由縣級黨委、政府根據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結合當地風俗習慣制定的彩禮標準。 

省委、省政府親自下場關心彩禮，足見這個問題事關農村的基本民生。彩禮問題主要表現在：過高的彩禮已經成為沉重的經濟負擔；農村因婚負債、因婚返貧家庭比例逐年上升；越來越多的離婚糾紛也與彩禮債務相關。 

在實踐中，彩禮返還的訴訟普遍針對女性，這里包含了一種對女性的指責：女性是愛慕虛榮的，是借機斂財的，是懶惰的，是貪婪的。高額彩禮帶來的隱患，是女性配偶選擇上的不自由，是女性離婚的不自由，是新家庭潛在的不穩定。高額彩禮帶來的對女性形象的否定將會波及所有女性，其影響還會擴散到教育、就業、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 

從最近的輿論熱點就可以看出這一影響。大同“訂婚強奸案”中，有人認為高額彩禮讓婚戀有了交易屬性，給了錢就意味著擁有性權利。這正是導致行為人產生錯誤認識的原因。農村男青年擇偶難的現狀并沒有帶來女性地位的改善，相反，彩禮走高還加劇了女性的商品化以及對女性人格的輕視。 

施加法律手段是解決高額彩禮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通過了《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給涉彩禮糾紛提供了指引，給類案提供了統一的適用標準。在“訂婚強奸案”的判決中也鮮明地傳達了這樣的思想：彩禮不等于性同意，法律不會因婚約或彩禮的存在而對性暴力行為網開一面，任何試圖以“風俗”為借口的違法行為都將受到嚴懲。但從長遠來說，僅靠法律難以改變根深蒂固的落后觀念。想要讓彩禮回歸合理范疇，還需要道德教化、社會宣傳等多種方式。 

說到道德教化，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彩禮是不是個人的私事？如果是私事，自然有私人的理由，比如彩禮代表了個人的擇偶標準；彩禮降低了男方出軌或者離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彩禮視為男方提前向女性支付的家庭勞動和母職工作的對價。但彩禮又不僅僅是私事，它涉及男女比例以及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與社會風俗、傳統觀念密切相關，與性別平等、婚姻自由密切相關。我們應該問的是，通過什么樣的手段可以讓高額彩禮被遏制，讓個人生活被尊重，讓性別平等的觀念在民間文化中被真正接受。 

甘肅的《方案》采用的是行政干預的方案，以縣為基本治理單元，明確了“限高”和“減負”的治理方向，并計劃兩年內完成減負目標。行政干預可能會引發部分民眾的叫好，卻難以改變深層次的價值觀和社會認知。如果“娶媳婦就要花錢”的觀念不改變，“倡導性標準”就有可能成為最低標準。道德教化和價值觀宣傳是需要時間的，不能靠一紙規章一蹴而就。就此而言，解決高額彩禮的路徑可能不是“限高”，而是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以及引導人們的選擇歸于理性。另外，還值得關注的是，在執行中如何防止基層政府為了達到目標而行為走樣。 

行文至此，會發現普法與道德教化都會遇到的相同窘境：想改變落后的民間陋習，卻發現對大眾關心的農村養老、社會保障問題無能為力。在深沉的集體歷史和人們最真實的生活面前，我們這些努力相當膚淺，但任重而道遠。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