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浩瀚磅礴的歷史進程，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上古三代堪稱是奴隸制社會的代表與中國封建王朝的興起，如果說遠古史近似存在于只言片語傳說中的形式，那么夏商周的歷史則更加真實化的體現在了從古至今延續留存以及現有考古發掘的種種成就之上，無論是國家瑰寶甲骨文還是國之重器青銅器，這些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載體向我們揭示出了那段距今兩千多年歷史的時代軌跡，同時也為現當代的學者以及歷史愛好者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如何認識這段遙遠的歷史”。

不同于春秋戰國之后可以依仗的豐富史料記載，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一個客觀現實是，盡管近代出土的文物古跡逐漸增多，但仍對于全面完整地理清三代歷史脈絡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們既希望于在今后的歲月中有幸見證更多的考古發掘，同時也仍要保持嚴謹認真的治學治史精神，從現有的資料中總結梳理出關于三代的概括與細節。正是帶著這樣一份可以值得深入探尋的使命，由中國現當代歷史學者柯勝雨所撰寫的《殷商六百年》一書為我們深度解析與盤點了關于上古殷商時期史詩般的歷史面貌，該書不僅幫助我們理清了殷商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種種謎團，更為我們架構起中華文明起始時期的整體框架提供了可供延續的多種可能，可以稱得上是近年來涉及并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代表佳作。

不同于以往關于殷商時期的歷史研究書籍，《殷商六百年》的整體框架結構與敘事特征具有獨特鮮明的創作風格，作者考慮的寫作對象面向了現當代社會中對歷史抱有興趣的讀者群體，并考慮到了不同讀者層面所能接受的知識難度，例如對于像解讀甲骨文內里這樣仍具爭議性質的研究，傳統歷史研究書籍的學術專業水準不一定能夠為普通讀者所接受和掌握，所以作者在敘述殷商史的過程中秉持了一個對應現有研究層面下的基礎框架，幫助讀者規避一些認知上的誤區和盲點，能夠圍繞著殷商的起源、發展與衰亡，從整體時間推進的角度進入到殷商史的范疇內。

在具體到每個章節的敘述過程中，作者嚴格遵照了圍繞現有史料記載的基本原則，不脫離于古籍史料文物的創作原則將殷商史進行了規范與明確，完全區別于那種憑想象夸張締造出的主觀歷史，這一原則雖然較為考驗作者梳理歷史文獻資料的能力，但從書中能夠看出，所涉及的歷史史料范圍很廣，對于目前有關于殷商時期所涉及的書籍幾乎都有所提及，尤其是當代甲骨文資料的引入，將殷商史確立在了嚴謹扎實的底蘊之上，為讀者呈現出了一種頗具厚度的歷史質感，遠高于那些泛泛之談、言之無物或者以獵奇內容博人眼球的所謂歷史普及類書籍。在大量扎實史料的堆砌面前，作者能夠根據現存的推理與佐證展開大膽的聯想、推測，這就使得文本之內所能延伸出的可能性更加廣泛，不啻為是一種對浩瀚歷史探索的無畏與執著，同時也打破了一些傳統陳舊觀念之下的根深蒂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向著更加真實的歷史邁進了不小的步伐，并且為后來斷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研討的空間。

本書的整體閱讀體驗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類似于小說式的春秋筆法增添了段落與文字之間的魅力（比如引子里面關于對王懿榮經歷的講述），言語之中干凈利落的敘述富有條理性與邏輯性，也賦予了歷史以更多親切可視化的感覺。在古文轉化為白話文的過程中，嚴謹準確的歷史功底以及古籍理解能力，成為了論點、論據等等得以真實信服的關鍵所在，更不是所謂的斷章取義或者參差有誤的水平。尤其是涉及到甲骨文的理解上，結合當時時代背景、人物成長以及生平經歷所引出的推斷與打磨，很好地體現了甲骨文作為上古歷史記載的重要意義，為今天的我們帶來一次知識上的洗禮。

通讀全書后的一個直觀感受是，殷商史在被充分闡述的同時，絲毫不會因為有著年代久遠以及知識障礙存在難懂不明晰之處，也能夠為更多普通讀者所接受。每一章的每一個小節既可以作為全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獨立理解為每一個可以拓展的知識點。對于上古所涉及的地理、人文、禮儀、祭祀等情況，作者做足了準備功夫，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與歸納總結，穿插了對于所處時期文化文明的具體闡述、相關歷史人物及事件的細致盤點，這些內容的提出極大豐富了其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同時也在不遺余力地展示出了殷商時期特有的時代特征與文化符號。

由于所提及或涉及的內容與范圍富有深度，本書最終所能概括出的內容不再是簡單的歷史科普類范疇，而是通過作者的展開敘述延伸到了很多的領域范疇，成為了我們全面理解這段歷史的一個個重要參考方面。如果說過去我們對于殷商的理解或多或少的還是源于某些特定的歷史書，不是從事這方面專業的研究可能真的無法一窺其中奧秘，那么《殷商六百年》這本書帶給我們的將是一次全面系統的盤點與梳理，幫助我們認清殷商史真正的歷史脈絡，從而能夠填補我們對于這段重要歷史的空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在現當代所能締造和產生的價值將是深遠且具有意義的。

殷商發展史如同后世的歷史朝代一樣，遵循著起源、發展、壯大與衰亡的特定道路，上古時期從堯舜禹時代之后的夏朝，社會生產力較之前有了較大的進步與提升，黃河流域所誕生出的文明逐漸形成了國家的概念，對于夏朝而言，它作為三朝的開始，其實有著開創性的意義和作用，對內治理發展也好，對外征伐統治也好，都區別于過去那種原始部落式的模式，上升至了王朝統治的層面和高度，一代代君王的所作所為影響著國家的發展，曲折動蕩的過程代表著歷史的影響以及對于時代的探索。

生活在夏朝統治之下的商民族，從玄鳥崇拜的寓意中誕生，歷經數位數代首領的統治逐步走向了發展壯大，漸漸成為了一支重要的力量。我們清晰地看到，上古時代的進步仍是建立在特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之上，對于各類能夠提供生存資源的依賴與攝取成為了關鍵所在，同時也引發出了一系列歷史事件。夏朝末期的殘酷統治成為了商湯起兵反抗的契機，在推翻了夏朝統治后所建立起的政權，誕生出了新的文化與文明，經歷過中商之亂、武丁中興等等的變革之后，商朝所扮演的角色在歷史舞臺上已然彰顯，然而歷史不會因為某個朝代而停留駐足，直到商紂王暴政所導致的武王伐紂，徹底結束了殷商五百多年的統治史，也成為了周朝新的開始。

回溯殷商所取得成就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它成為上古三代承上啟下的關鍵朝代，作為一種重要政治力量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與統治力，國家的雛形與模樣在幾百年的統治中逐漸清晰，也改變了中華文明與生俱來的地位與影響，期間所誕生的輝煌燦爛的文明，成為了后世可供學習效仿的先驅與典范，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歷史文明進程，即便是當時仍有未完成之處，也轉交到了后世手中鍛造出了新的開始。

從誕生到發展，殷商先民們所具有的毅力與勇氣指引著這個民族走向壯大，面對復雜的生存環境下的種種抉擇，考驗著那個時代中每一位族人的取舍與付出，維持生計與創造文明，這樣的努力貫穿于他們為之堅持的一切，民眾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也締造出了屬于自己的歷史。對于那些曾統治于朝代的君王而言，維護統治的權力與所采取的統治手段成為了衡量其意義的標準之一，勵精圖治與殘忍暴虐的君主治下的家國命運截然不同，夏商周的朝代更替對春秋戰國乃至更遠的時代都有著深遠影響，由君主統治治理所引發出的思考以及如何形成更加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將成為后世建設發展的借鑒參考與經驗警示。所以無論從哪一種角度上來看，殷商史所擁有的龐大財富都值得后世之人加以認真對待。

中華文明對于漫長歷史所體現出的生生不息、延綿不斷，需要我們在堅持探索的道路上不斷前進，才能最終揭示關于殷商乃至上古三代更加真實的面貌，在填補與充實中華文明未解之謎的道路上，仍有很多工作值得我們去追尋，每一位甘愿為之付出的人們仍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努力，而我們作為普通讀者所能做的，就是用歷史科學發展的眼光去見證著那些不容遺忘的過去，從而締造出與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輝煌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