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鮮/文 此前一度在社交平臺上紅紅火火的深圳華強北“跑樓小孩”，被當地街道叫停了。

8月5日，深圳市福田區華強北街道辦事處發出的一份通知呼吁：請各商戶從即日起，不要再讓孩子參與“代送外賣”，也不要允許本商圈內的外賣由孩子代送。此外，“街道已約談相關外賣平臺，禁止讓孩子代送外賣”。

官方叫停引發了一些爭議。有人認為，孩子在華強北從外賣員手中承接“最后垂直100米”的送餐任務，每單收費1元—2元，是一種不錯的社會實踐手段，不應該一刀切地叫停。但也有人認為其中隱患不少。有的律師表示，未成年人“跑樓”涉嫌“童工”問題。

其實，用涉嫌童工來解釋叫停“跑樓小孩”，可能復雜化了。從目前勞動執法實踐來說，勞動部門并沒有將孩子跑腿之類的活動，當成“構成勞動關系的雇傭童工”處理。那么，當地街道辦叫停這一看似各方共贏的“商業模式”，用意何在？

在社交平臺上，大家把“跑樓小孩”當成一個勵志故事，或者是有趣的社會新聞，但是試想：如果孩子們在大樓里因為哄搶騎手的外賣，發生了嚴重的事故；或者，孩子在“跑樓”的過程中不慎墜入電梯坑發生不幸；又或者，孩子送餐時遭遇侵害……社會輿論會是怎么樣的反應？換位思考一下，作為屬地的基層管理部門以及物業公司，面對社會高度敏感的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問題，是捏了一把汗的。

有人說，美國孩子不也經常勤工儉學，通過洗車、送報紙來賺零花錢嗎？為什么“跑樓小孩”就行不通呢？根據美國《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等法律，14歲以上的青少年可從事非危險性工作，但需遵守工時限制（如每周不超過18小時）。這一規則在美國也有爭議，但總體而言，美國社會對于未成年人在勤工儉學過程中遭遇風險的接受度，明顯要高不少，這是中國難以模仿的。

從本質上說，叫停“跑樓小孩”的背后還是一個新商業模式下利益和風險不匹配的問題——外賣員提升了效率、“小孩哥”賺到了零花錢，但是風險卻留給了社會，特別是留給了越來越強調“守土有責”的街道、社區、物業公司。

孩子參與社會實踐，特別是帶有一定經營色彩的社會實踐，一直屬于社會管理中的灰色空間：樂觀地看，這屬于自發秩序；從不樂觀的角度看，也可以說是存在安全漏洞、制度盲區乃至“監管缺失”。送外賣最終端的“跑樓”配送，不只是一兩元的生意，背后是動輒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人身傷害風險難以合理分攤的現實。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統計，目前我國跑外賣、送快遞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規模已達84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1%。但是，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爭議、工傷責任也是剛剛理出基本頭緒。比如，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42批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專題指導性案例，嘗試以“支配性勞動管理”等司法標準，厘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單位之間究竟屬于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

如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再把業務轉包，其與被轉包者之間究竟構成什么法律關系，這個問題就復雜了，更何況被轉包者還是未成年人。一旦本來就弱勢的外賣小哥與更弱勢的“跑腿小孩哥”之間產生糾紛，必然是現行司法、社會管理難以解決的問題。基層管理者本來就對風險容忍度低，面對很可能被輿論聚焦的無解的風險，叫停也是情理之中了。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