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暫停哈佛大學招收新的國際學生的資格，撤銷哈佛大學“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項目”（SEVP）認證，并要求已經入學的外國學生必須轉學，否則將失去留在美國的合法身份。這一“封殺令”引發全球廣泛關注，讓萬千國際學生的求學之路蒙上陰影。

SEVP作為美國高校招收國際學生的準入門檻，其認證直接決定學校能否為留學生提供I-20表格、申請F-1簽證。此次撤銷認證后，哈佛2025—2026學年將徹底關門謝客，不再接收任何持F/J類簽證的外籍學生。更嚴峻的是，現有留學生若未在規定時間內轉學至其他認證院校，合法身份將立即失效。 

當地時間5月23日，哈佛大學表示，已就特朗普政府對哈佛的國際學生禁令提起訴訟。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一名法官對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政策發出臨時限制令，要求在舉行聽證會之前“維持現狀”。 5月26日，特朗普政府再威脅哈佛大學，考慮撤款30億美元，并于次日下令美使領館暫停留學生新簽證面談。事件雙方陷入焦灼對峙的狀態。

這一事件表面是美國政治與高校教育的博弈，實際上是民粹主義與精英體系的較量，折射出美國社會面臨的深層危機：從政治權力的干預、精英階層的結構性矛盾，到高校政治化乃至教育異化的社會代價。

特朗普：權力游戲的推手

為什么會出臺這樣的政策？一切要從特朗普這個人說起。

歷史動力學開創者彼得·圖爾欽在《危局：精英、反精英與社會解體之路》中這樣描述：唐納德·特朗普是一位不可能成為總統的總統。他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沒有任何從政經歷就登上總統寶座的人。2014年，沒有人（或許甚至包括特朗普自己）能想到他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統治者。

特朗普就像一艘在海嘯中被裹挾至風口浪尖的小船。兩股最重要的社會力量，即精英生產過剩和民眾貧困化，帶領美國進入特朗普執政的時代，并將其推向崩潰的邊緣。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位角逐總統寶座但毫無從政經歷的企業家。那么為什么唯獨他成功入主白宮了呢？

原因包括兩部分。

第一，2016年時的民眾貧困化要嚴重得多，特朗普聰明且果斷地在總統競選中利用了這一社會力量。最終，一大群落魄的美國人把選票投向了最不可能的候選人—一個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富翁。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這與其說是對特朗普的支持，不如說是不滿、憤怒和反抗統治階級的情緒表達。

第二，到2016年，精英生產過剩的游戲已經到達了歧點，競選活動中的行為準則被拋在一邊。2016年的共和黨總統初選中，主要候選人的數量為史上最多：總共 17 名競選者入圍競爭。這場精英追逐游戲演繹得淋漓盡致，讓被動卷入其中的美國民眾嘆為觀止。為了贏得媒體關注和留在競選中，候選人競相說著最荒誕不經的話，拋出最不可思議的言論；而那些“嚴肅認真”的候選人則在投票中落敗并被淘汰。

最終，毫無疑問，特朗普比他的競爭者更善于掌舵駕船（并且其團隊的其他成員也非常重要，如自詡為革命戰略家的史蒂夫·班農）。

但是，在其他擁有數十億美元的富翁失敗的情形下，人們不應該僅因為特朗普（或班農）的成功就給予他們太多的贊美。使特朗普登上總統寶座的是精英間的沖突和特朗普個人能力的結合。他能夠疏解由民眾的不滿招致的壓力，而很多人沒有充分理解，或者不想理解這種壓力的普遍性和致命性。

優績主義：美國社會體系的坍塌

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有人稱之為民粹主義的勝利，而認識更深入的人稱其為工薪階層對精英階層的報復。

探討美國工薪與精英階層之前的矛盾，離不開一個長期被詬病的概念——優績主義。

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精英陷阱》中揭示了美國優績主義的騙局。

優績主義社會所崇尚的理念就是：一個人得到的社會與經濟回報理應與其成就而非家世和血統掛鉤。優績主義承諾要將此前只面向世襲權貴的精英階層的大門敞開，任何人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能和抱負躋身精英階層，以此來促進機會均等和社會公平。它還進一步承諾，要堅持個人必須有所成就才能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以此來協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這些理念匯聚到一起，旨在打造一個回報與個人努力和才能相匹配的共同愿景，從而將整個社會團結起來。

然而，如今優績主義的運作早已不再像它先前所承諾的那樣。今天，中產家庭的孩子在學校里輸給富人家庭的孩子，中產階層的成年人在工作中輸給名校畢業生。優績主義本身正在成為中產階層努力向上的阻礙。然后，它又將責任歸咎于在收入和地位競爭中落敗的一方；可即使每個人都遵守規則，贏家還是只是富人。

特朗普的成功并非點燃了社會大眾對優績主義的怒火，而是抓住大眾對優績主義的不滿趁勢而起。他充滿批判和否定的選舉策略撕開了優績主義那代表希望的虛幻面具，為眾人提供了抒發不滿的渠道。與此同時，那些深受優績主義下的不平等之苦、處境不穩定的中產階層也迫切希望能有一位“理解（他們）對這個國家有多么失望”的候選人。

J.D. 萬斯指出，這些選民“認為現代美國的優績主義制度并不是為他們建立的”。他們對精英階層的意見抱有反感，例如米歇爾·奧巴馬提出的有關營養育兒的建議。然而這種不滿“并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她說得不對，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知道她說的是對的”。

特朗普主義所傳播的怨恨以及它所追求的對“當權派”的否定，恰恰反映出了在優績主義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民眾的精神負擔。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表示：“我們國家中被遺忘的男男女女再也不會被遺忘了。”最令這些底層民眾興奮的是，特朗普要用“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救贖性敘事來取代傳統政治中的進步敘事。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師、太和智庫研究員陳征長期從事美國研究，她并沒有為這次特朗普政府的禁令感到意外。在陳征看來，特朗普支持者的立場是民粹和反精英的，對抗哈佛這樣的傳統精英機構，是對選民的討好。

優績主義讓美國常春藤盟校、硅谷和華爾街成為野心勃勃的精英們的競技場。這里的創新能夠重塑世界——斯坦福大學和谷歌的創新者改變了互聯網，哈佛大學和臉書的創新者改變了社交媒體，普林斯頓大學和華爾街的創新者改變了金融業，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領域。

然而，對于在優績主義制度下被置于邊緣地帶的中產乃至工薪家庭的孩子來說，他們不僅不太可能是下一個偉大創新的引領者，反而更有可能是未來創新的受害者。優績主義已然將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公民驅逐至社會的邊緣。中下階層的孩子因此受困于平庸的學校，而中下產階層的成年人則被限制在毫無前途的工作之中。

優秀的綿羊：哈佛大學是無辜的嗎？

事實上，從誕生的時刻起，像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類精英學校就不是單純的學術象牙塔，能夠不偏不倚地吸納不同階層。在像對待猶太學生的問題上，哈普耶“三巨頭”的招生史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了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利益傾向及其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反復拉鋸。

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代表作《優秀的綿羊》中提到，美國內戰結束后，以WASP為代表的貴族階層興起，為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他們開始了浩大的反猶太教和反天主教運動。WASP建立了不少機構，對大學有著絕對的影響力，他們對猶太學生的排斥也貫徹到了大學系統里。

內戰后的時期見證了美國半個世紀的大學擴招，到20世紀10年代，為了阻擋日漸增多的猶太申請者，哈普耶開始實施一系列新的入學要求：推薦信，校友面試，對運動員或者有“領導特質”學生的偏好等。學校寧愿錄取來自美國中西部的有新教家庭背景的學生，也不愿錄取來自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勤奮的草根”，并且猶太學生的數量往往被有意限制。這個系統一直完好無損地延續到20 世紀60 年代——之后一場優績主義的革命將席卷全美，并主導接下來半個世紀的美國生活，使美國的貧富分化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如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幾乎比其他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要低，這并非偶然。當然，主要責任并不在大學，但毋庸置疑，大學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逆轉這一趨勢，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除了錄取政策，美國高校的課程設計也處于不同力量的權衡之中。前哈佛學院院長哈里·R.劉易斯（Harry ·R. Lewis）曾寫道，美國的“大學已經忘記它們對大學生成長所承擔的更大的教育責任”，即幫助他們尋找自我，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使命，“哈佛大學不再懂得什么是優質的教育”：整體的課程設計無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關聯的單個科目拼湊而成，輔修課程也不過是各個院（系）以避免沖突或者“停火協議”為原則最后達成的“共識”。

根據威廉·德雷謝維奇的分析，這是個歷史遺留問題，它的根源在于美國高等教育源自兩個體系：傳統英式的高等教育體系和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德式高等教育體系。因此，美國的高等教育從初始就是分裂的。

傳統英式的高等教育體系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得到了發揚，課程設計依托于經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的道德品質。

但是在 19 世紀后期工業革命出現時，早期高等教育的辦學目的逐漸被淘汰。成立于 1876 年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就是第一所以德式體系建立起來的美國高校。新型經濟和由此形成的世界體系從創建時期就影響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教育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同一時期，其他高校也隨之效仿，比如成立于 1890 年的芝加哥大學以及于 1891 年正式招生的斯坦福大學。

與此同時，不少老牌學校為了迎接當時的變革開始重新定位。從此，整個研究生教育和研究體系就誕生了，包括大學不同的院（系）、全國性的專業協會和組織、同行評議的學術刊物、“不發表就出局”的游戲規則、教授職稱等級、終身教職制度、畢業論文以及博士學位等。

與此同時，出于相似的目的，哈佛大學領頭，開始植入由選修課逐漸演變而成的專業體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課程系統。從那時開始，大學的功能慢慢轉變成培養專業人才，為各領域專家的培養做了鋪墊。

雖然藤校喜歡昭告天下，它們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如何思考，但是它們真正所做的是，鍛煉了學生的分析和演說能力，為他們在商界和專業領域的成功做鋪墊。和高中生一樣，這些大學生還沒有能力回答成年人必然面臨的人生意義和使命等宏大問題。

美國的高等教育變得越來越像其他產業：誰能帶來收益，誰就被重視；誰不能，誰就將被針對。

出于“效率”的考慮，高校重在追求知識傳授的高效性，而不是教學水平的提升，因為后者是很難量化的。與此同時，高校認為，教學實乃資源消耗，因此為了降低成本，高校減少了全職教授的授課工作量，聘請了大量的兼職及臨時教學人員來替代他們。可想而知，教育質量直線下降。

除此之外，學術單位即院（系），被視為“經濟產能中心”。不能貢獻產出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縮減甚至完全取消。相反，科學魅力無限，但也不是任何類型的科學，比如基礎科學就不受重視。

校園不間斷的全球性擴張也至關重要，再次充分體現高校商業化運作的主題：建立品牌，占領市場份額，充分汲取全球新財富，等等。具體的例子包括：紐約大學的阿布扎比校區，耶魯大學的新加坡校區，哥倫比亞大學在中國、土耳其、巴西的全球中心等。

陳征認為此次事件背后有兩個原因。

一是自從特朗普上臺以后，他其實一直在打壓高等教育，還揚言要取消教育部，因為他認為美國的教育部門在傳遞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叫覺醒文化（woke culture）。哈佛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這首先是一場保守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文化戰爭。削減哈佛的經費，并非單純出于經濟考慮，而是為了清除自由主義大本營、民主黨大本營的影響，這是他的一個核心的訴求。

二是從特朗普本人的行事方式來看，他推崇強人政治，不能允許他的權威受到挑戰。哈佛在美國高校中有龍頭的地位，所以對于特朗普來說的話，他是希望能夠殺一儆百，出手整治最不聽話的學校。

哈佛“封殺令”事件，本質是一場政治權謀、社會分化與教育異化的三重絞殺。從權力更迭的暗流，優績主義社會下的中產反噬精英，再到高等教育下個體價值的湮滅，三者共同叩問著一個時代的命題：當教育淪為政治博弈的籌碼，其承載的人文精神與社會使命將何以存續？

今天，我們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當哈佛的鐘樓不再為全球求知者敲響，我們不得不反思——教育究竟該是權力的注腳，還是文明的燈塔？或許只有打破“非此即彼”的政治極化，讓教育回歸“培養完整的人” 的初心，才能避免更多“知識無國界，學者有國籍” 的悲劇。畢竟，當黑板上的公式開始為政治站隊，當實驗室的成果需要通過意識形態審查，人類文明的火種，終將在偏見與對立中逐漸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