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天,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騎著毛驢趕到長江邊上的白鷺亭渡口,他要在此迎候一個特殊的客人。
自熙寧九年(1076)10月第二次罷相,王安石已在金陵城隱居了八年(當時其正式名稱叫江寧府)。這是他青少年時代成長的地方,也是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對這里比對故鄉江西撫州更加熟知,也更充滿感情。16年前,也是在這里,他被剛即位的宋神宗召至開封委以重任,坐船渡江北上途經瓜洲渡時,留下了那首千古傳誦的絕句: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泊船瓜洲》)
這首詩里流露出來的歸心似箭的情緒,似乎與一個正要奔赴大任之人的形象怎么也聯系不到一起。到汴京赴任以后,百事待舉之際,他心里牽掛的依然是千里之外南方家園的一草一木,感嘆的是韶華易逝,往昔難留: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其一)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
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其二)
如今,這位天下最有爭議的大人物終于得償夙愿,過上了年輕時就向往的那種超然出世的灑脫生活。這大概是王安石一生中最合心意的一段日子,他欣慰地看到自己一手發動的變法新政,正在年輕皇帝的親自部署下有條不紊地推進,這讓他得以完全放下心頭的俗務牽掛,終日寄情于鐘山與秦淮之間,鉆研學問,與來來往往的友人們吟詩論禪。
一
寬闊的江面上,一艘官船自西向東越駛越近,船頭上站立著的人影漸漸清晰可辨,雖然已經十幾年不見,各自都蒼老了不少,但仍然一眼就認出了對方。
蘇軾頭上連帽子也沒戴,船將靠岸時,他抬手朝著江岸上的荊公(王安石尊稱)長揖道:“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一笑:“禮豈為我輩設哉!”其實,他自己同樣也是一身野服,雖然兩人沒有事先講好,但在這點上,他們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謂“野服”,就是平民百姓的尋常穿著,比較隨意舒適。在中國古代,官人有專門的“朝服”亦即官服,正式場合不穿戴官帽官服,會被認為十分失禮,有時還可能引起不小的麻煩。
因天下洶洶的“烏臺詩案”,蘇軾于元豐二年末(1080年2月)由湖州知州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多,前后《赤壁賦》《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等一批堪稱東坡一生最杰出的作品,乃至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經典,就作于那段苦厄歲月。元豐七年正月,神宗手詔,給予這位名滿天下的大文士“特殊照顧”,許他移至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頂山,比黃州(今湖北黃陂)距汴京要近得多。
誥命于3月抵達黃州。蘇軾攜長子蘇邁于4月1日離開黃州,沿長江一路順流而下,計劃到揚州后再沿大運河折向北上。雖然路途漫長,但此時東坡的心情是這些年來少有的輕松愉快。父子二人一路上走得很慢,沿途游歷了許多風景名勝,也會見了很多故交新知。今中學語文課本中選入的《題西林壁》詩和《石鐘山記》文,都是作于這段旅程中。
蘇軾比王安石整整年輕15歲,歷經飛來橫禍、九死一生,終于又站在了這位文壇前輩和官場上級的面前,他一時有些難以抑制自己內心的委屈和憤懣,嘟囔了一句:“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
王安石不接茬,轉而拉著東坡一起去暢游蔣山(鐘山別稱,亦稱北山)。王蘇二人金陵之會的這第一幕場景,可見朱弁《曲洧舊聞》卷五。
當年的白鷺亭曾留下了東坡先生的親筆題柱,其自記云:東坡居士自黃適汝,艤舟亭下半月矣。江山之勝,傾想平生,(名遂傳于天下)。——元豐七年七月十四日,蘇子瞻題。
坊間還流傳著一個極可能是后人編造出來的段子,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兩位大文豪這次金陵之會的第一個照面:
王安石在江邊接到蘇軾后,跟他打招呼寒暄:“好個翰林學士,我早早地就在這里恭候你了。”蘇軾卻一句客套話也沒有,反而對王安石說起一樁古怪的事:江西撫州出產有名的“杖鼓鞚”(一種鼓類樂器),淮南有大富商愿出高價求購,聽說有撫州人家藏了一件祖傳杖鼓鞚,富商便不遠千里來到淮南登門求售。但當富商敲擊了一下這面古董鼓時,鼓卻不發一聲。撫州人氣急敗壞,走到一條河邊隨手就把鼓扔進水里,豈料這面鼓在水中卻發出了美妙的聲音,撫州人瞪大眼睛望著自己丟棄的鼓,不禁一聲嘆息:“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撫州是王安石的家鄉,淮南又是他擔任第一份官職的地方。慶歷二年(1042)春,王安石以第四名進士及第,隨后被朝廷任命為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淮南節度使治所在揚州,他的這份差事差不多相當于現在的揚州市政府秘書長或辦公廳主任。王安石的第三任官職是舒州通判,也在淮南。早年他賴以一舉成名的處女著作,書名就叫《淮南雜說》。蘇軾故意杜撰這么一個故事,顯然蘊含了雙重的埋怨:一是怪王安石有眼無珠,不能賞識自己的才華;二是怪他在“烏臺詩案”中不替自己說句公道話。
之所以說這個段子的可信度不高,是因為其中有個一望便知的明顯“硬傷”。原文中有這么一句:“公(指安石)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事實上,蘇軾出任翰林學士,是在一年半之后的元豐八年末、元祐元年初,此時距王安石去世只剩下幾個月了。這則筆記被冠以陳師道《后山談叢》之名,尤其令人不解。陳師道號稱“蘇門六君子”之一,照理說與東坡先生關系極為密切,他竟然會記錯蘇軾哪年當的翰林學士,豈非咄咄怪事?現存列于陳師道名下的,還有《后山詩話》一書,前輩學人郭紹虞便曾指出其“真贗相雜,瑕瑜互見,貴讀者具眼識別之耳。”看來,《后山談叢》也有同樣問題,其中摻雜了很多并非陳師道而是他人所撰內容,其真實性也頗存疑。
二
不過,撇開具體細節的真偽不談,蘇軾此時對王安石仍懷有相當不小的怨氣,似乎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
如果真是這樣,那東坡先生真是錯怪了荊公。實際上王安石非但幫他說了話,而且有可能正是他的一句話,對“烏臺詩案”的走向和結局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烏臺詩案”是宋代政治史上一樁轟動事件,其來龍去脈以及牽扯的頭緒復雜繁多,這里無法詳解,只能用三言兩語極簡概括一下。
眾所周知,蘇軾、蘇轍兄弟自始至終都是堅定的反變法派,他們在政治上也自覺地與“舊黨”旗手司馬光站在同一條線上。“熙寧變法”以后,蘇軾寫過許多諷刺、批判新政的詩文,這些詩文的寫作前后歷時近10年。元豐二年,攀附“新黨”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羅織了蘇軾眾多這類內容的詩文,起興大獄,欲將蘇軾置于死地。按說,在宋代比較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中,批評新法及執政者并不犯什么法,蘇軾自己在面對審問時也對此供認不諱。然而御史們及當時宰執大臣中的個別人,如“時相”王珪,深文周納、肆意曲解,給蘇軾扣上一頂“包藏禍心”“謗毀天子”甚至有“不臣之心”的帽子,這可就是大罪了。
但如果據此就將這樁詩案理解為新黨與舊黨之爭,顯然也是簡單偏頗的。蘇軾下獄后,積極營救他的,除了有反變法派一邊的張方平、范鎮、司馬光等人,也有眾多變法派人士。其中奔走最力的,就包括“新黨”得力干將、后來的哲宗朝宰相、領導“紹圣紹述”的章惇,還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禮等。因此,“烏臺詩案”或許確有變法派藉以打擊反變法派的政治意圖,但更多還是當時官場上的派系傾軋及私人恩怨。
而對于當朝天子宋神宗來說,他從未動過要殺蘇軾的念頭,因言殺人在宋代政治中簡直是天方夜譚。但蘇軾當時是反變法陣營中叫囂得最響亮者之一,又以文名享譽天下。歐陽修于熙寧五年(1072)離世后,他儼然已成新一代文壇盟主,在士林中號召力特別大。因此我個人推測,詩案雖不太可能是神宗主動授意的,但初期他并非沒有可能想要借題發揮,以此案達到恫嚇反對派、彈壓反變法聲浪的政治目的。故而他沒有看到苗頭不對就果斷堵上臺諫官的嘴,平息紛爭,而是坐視其發酵。只是詩案后來搞得沸沸揚揚,令皇帝也頗有騎虎難下之感。
作為蘇軾那幾十首“反詩”抨擊的主角,王安石當時已退隱好幾年了。以他的身份,無論說什么好像都不怎么合適。再說,沒準他內心里也未必不想看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蘇軾吃點苦頭。不過,事態的發展有些失控,案子越鬧越大,卷入的人也越來越多。王安石最后坐不住了,他跳出細節上的是非曲直,發出了一句“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的“靈魂之問”。有了王安石的這句話,正愁沒臺階下的皇帝自然也就順水推舟,于是便有了謫貶黃州的“從輕發落”。
盡管現在蘇軾埋怨王安石“你早作聲,我不至此!”也是有理由的,但后者畢竟還是在最后的緊要關頭“作聲”了的。王安石當時的政治影響力一手遮天,據說“一言為決”。
劫后重逢,王安石并不想與蘇軾談論政治,特別是過去的這些是非恩怨。一來,這些年來因變法而起的天下紛爭已讓他身心俱疲,他不想再自找不快。二來,王安石從未認可過蘇子瞻的政治才干,他欣賞的是他的文學才華。在更深層的潛意識里,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大政治家大概根本不屑于與蘇軾討論政治。就這點上說,蘇軾之前抱怨“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說得也沒錯。
王安石把風塵仆仆的蘇軾引至山中一座自己平日里經常光顧的佛寺,寺僧延請一行人到方丈室入座飲茶。他突然指指方丈案上一個碩大的硯臺說:“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
所謂“集句”,即集前人的詩句,連綴組合成一首新的詩或詞。有人說,這是王安石獨家發明的。集句雖不是純粹的創作,但對集句者掌握前人詩詞之廣度、文字能力之深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王安石平素喜歡用集句來將那些登門拜訪者一軍,考一考他們有沒有真才實學,“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
偏偏蘇軾不吃這一套,他可是當時天下屈指可數的詩名并不在王安石之下的人。只聽他應聲說道:“那我先來一句吧:巧匠斫山骨”。語出唐代大文豪韓愈的《石鼎聯句》詩。王安石大概是沒料到對方出語那么敏捷,搜腸刮肚沉思良久,一時竟對不出下句來。他只好悻悻然給自己打圓場:“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
三
但蘇軾并不愿意就此打住,他向來就不是一個諳于察言觀色的知趣之人,這種性格決定了他一生的坎坷沉浮。同樣的傷痕累累,令王安石不想再重提舊事,卻讓蘇軾憋了一肚子的話要傾吐。好不容易單獨面對引起這一切的昔日大丞相,蘇軾忍不住要向他陳情。于是他說:“某欲有言于公。”王安石神色有些不自然,他猜想蘇軾多半會翻“烏臺詩案”的舊賬。
但蘇軾卻說:“某所言者,天下事也。”意思很明顯:不說我自己的事。王安石稍稍平靜了些:“姑言之。”于是蘇軾說了他對當時朝政的強烈擔憂: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
他所說的西方用兵,指的是當時朝廷意圖圍剿西夏的“熙河開邊”戰事。仁宗寶元元年(1038),黨項梟雄李元昊公開稱帝,不再臣服大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宋夏戰端自此開啟。從神宗朝開始,北宋朝廷企圖迂回夾擊,蠶食進而吞并西夏,史稱“河湟開邊”。這一系列的戰爭隨北宋朝政的反覆而時斷時續,從神宗熙寧初年一直延續到徽宗朝,歷時半個世紀之久,對北宋后期政治造成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學術界對于這場由變法派新黨主導的“河湟開邊”戰爭依然眾說紛紜、毀譽參半,議其功過難有定論。
蘇軾所言“東南大獄”,應該是指發生在明州(今寧波)、杭州等地的苗振、祖無擇、沈遼貪贓案,很可能也包含橫加在他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熙寧中,明州(今寧波)知州苗振,致仕后回到山東鄆州(今山東鄆城)老家。他在家鄉買下了大片田產,又自明州購置大批上好建筑材料,用大船千里迢迢運回鄆州,修建了一座富麗的堂府。當時有“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的諷刺詩句傳到東京,向來痛恨貪腐的時任宰相王安石聽到后大怒,便派了監察御史王子韶赴明州所在的兩浙路按察其事。
相比于苗振,祖無擇的名氣要大得多。許多人或許都知道,孔子在中國古代被稱為“文宣王”,而歷代朝廷對孔子直系后人的封號則是“衍圣公”。但很少人知道,這個冊封的緣起,就是來自祖無擇一封奏折中的建言。祖無擇曾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據說王安石因為某樁事情認為祖無擇不是個廉潔奉公的好官。
王子韶本就是個酷吏,他得了宰相的風旨,立刻在明州起獄鞠治苗振。湊巧,那時祖無擇也在兩浙路任職,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的官銜知杭州。王子韶揣摩王安石之意,順便就在杭州將祖無擇也拿下。掘地三尺查了老半天,審問了一大堆人,最后只查到幾件雞零狗碎的小事。
這兩起案子最終結案:已經致仕的苗振被削奪一切官職和榮譽,而祖無擇受到降職處分。
沈遼的情況更奇怪,他出身錢塘世家,有一個在當代無人不知的叔父,就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科學技術記錄者——沈括。沈遼年輕時好學多才,卓爾不群,寫得一手好詩詞,尤工于書法。他也曾是王安石的相知,安石當國之初一度還曾想要重用沈遼,但后來沈遼不像叔父沈括那樣成為新黨骨干,他在變法問題上與王安石意見不合,兩人就漸漸疏遠了。
沈遼科舉登科后嬉游京師,因年少輕狂,偶然在一個妓女的裙帶上提了一首詞,文辭大概有些不雅。因為他名頭頗不小,字又寫得好,故而這條裙子輾轉售賣于東京街市上,后來被皇宮里的太監在大相國寺市場上買得,拍馬屁送給了皇帝寵愛的一位嬪妃。那位嬪妃也沒什么文化和見識,冒失地就把那條裙子穿在了身上,一天正好被神宗撞見,讓他非常生氣。王子韶被派往兩浙路察訪案情,皇帝知道此時沈遼也在當地的華亭縣(今上海)當縣令,便對子韶說:如今的士大夫真是全無廉恥,有個叫沈遼的,竟然在倡優衣裙上題寫淫詩艷詞,都跑到了朕的眼皮子底下!“如此等人,豈可不治?”王子韶得了天子圣諭,自然是一到那里就千方百計羅織各種罪狀,對沈遼提起彈劾。此時的沈遼雖然在政治上與王安石已經分道揚鑣,但王安石畢竟念一份舊情,況且也很了解沈遼的為人,他多次在皇帝面前為沈遼申辯開脫,但神宗對沈遼的成見實在太深了,連王安石的勸解都聽不進去。最終,沈遼在深文周納出來的罪名之下被奪官削籍,流放到湖南永州。
四
王安石此時還想與蘇軾打哈哈,他抬手向蘇軾伸出兩根手指,說:“此二事,都是呂惠卿始作俑。我現在的身份就是一個普通百姓,怎敢妄議朝政?”
呂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器重的門徒,熙寧七年((1074)4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時,特意向神宗推薦由他接替自己繼續主持變法新政。豈料因此被提升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后,呂惠卿權欲熏心,為進一步登上宰相大位,竟反目將昔日恩師和提攜者王安石視作最大絆腳石,用了很多卑鄙手段在背后算計他。這才有了王安石在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的二度入相。
蘇軾一眼就看穿了對方的心思,步步進逼:“說得沒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是為官事君的常禮。然而,當今天子對您像是對普通臣下嗎?而您以常禮敷衍,對得起皇帝對您的一片厚愛嗎?”
宋神宗對王安石“非常禮”的特別眷顧,不但是當時人所共知,還是以后千年里所有史家的共識。中國古代儒家士大夫歷來追求所謂“得君行道”,然而能夠實現這一理想的人可謂鳳毛麟角。王安石即使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他們中最幸運和成功的一位。
據《邵氏聞見錄》載,王安石聽到這里,厲聲說道:“看來我必須得說!”但他緊接著馬上又說:“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按《邵氏聞見錄》作者邵伯溫(北宋理學先驅邵雍之子)的說法,王安石此時仍對呂惠卿在皇帝耳旁的讒言心有余悸,擔心蘇軾把他剛才的話傳出去,釀成新的事端。
但我則以為,要說王安石對呂惠卿有如此忌憚,可能言過其實了。正史記載,呂惠卿在宋神宗面前進讒言陷害王安石,非但沒能打動皇帝,反而迫使他不得已召王安石二度赴京拜相,并將呂惠卿貶出京城。當然,另一層原因是呂惠卿與其他幾位宰執大臣關系緊張。據此可見,這位當時30歲都不到的年輕皇帝對王安石有多么信任!其實,無論是西方用兵還是東南大獄,大多是王安石當國時期的事,把它們說成是呂惠卿肇始的,很明顯是在敷衍推卸。只是我們無法得知,已歸隱這么多年的荊公重提這些如煙往事時候的真實心情。因此,若上述王蘇對話確有其事,更多不是因為王安石對呂惠卿的忌憚,而是緣于他此時對蘇軾仍存有一絲防備之心。畢竟,二人之間從未如此坦誠相見、直抒胸臆,眼前的這位蘇子瞻可是自己在政治上的死硬反對派。
王安石隨后又引孟子的話試探蘇軾:“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
蘇軾把憋了好幾年的心里話一股腦兒傾訴完了之后,心情頓覺輕松許多。他對王安石開玩笑說:“今日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磨勘,是唐宋時代對官員進行考核以決定其升遷的制度,到宋代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嚴密而繁瑣的程序,比之今日的職稱評級和行政級別升遷有過之而無不及,故而每個官員都視這種論資排輩、按部就班的磨勘為畏途。
王安石“笑而不言”。
王蘇之間的此段對話可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二。